回到闫润红委员的建议上,我觉得思路不错,但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根源实质上还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矛盾。落实到具体执行上,恐怕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如此改革肯定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而且一些老师也拒绝接受新鲜事物。本职工作是传递新事物,而又拒绝尝试新事物,充满教育界的这种思维定势,是最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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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为了政治,经济,那也不是春晚受人关注的主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春晚的主题永远是娱乐和开心。欢乐在民间,智慧在民间。相邻县区联手举办春晚,可以进一步挖掘本土内涵、彰现特色,增强各地之间的艺术交流。让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登上春晚舞台,老百姓当然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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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国党报党刊机关,目前很大一部分属于差额事业单位,依赖市场的程度逐渐提高。在党报前面,是商业媒体这匹“狼”,后面是微博等自媒体这只“虎”。面对“前狼后虎”,党报只有赢得读者、占领市场,才能在激烈绞杀中突出重围,分得一杯羹吃;如果不改革,必然会在市场化媒体的商业角逐中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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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电影看过来,拍得内容如何,这里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导演,陈凯歌的选择没有什么过错。一个导演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思路和美学追求,而不是一味受制于人。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虚构而孤独的艺术。作为《赵氏孤儿》导演,藏山文化推广大使,凭什么要在电影中表现一座本地人认为非要表达不可的深山?本地民众的期待与陈凯歌《赵氏孤儿》的错位,提醒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本地学者只是为了推广本地名人,而不顾及外地读者的感受,那么这样的研究,注定会局限在某个圈子之内,接受的群体只是“小众”,而绝不是“大众”。这就要求本地文士学者适当地换个角度,重新打量本土历史。或许,换种研究思路或者研究视角,就会幽暗花明,呈现另一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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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作品的好坏,与它是否获奖、是不是富豪没有多大关系。在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郭敬明等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也没有什么过错。我们与其关注作家富豪榜上的数字,不如认真地读一部文学作品。每年作家富豪榜一出来,很多时评家都要说一些大伙儿都知道的“真知灼见”。比如文学不是几个人的盛宴,文学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什么的;很少有人就某部作品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时评家多,文学评论家少,是当下文坛公开的秘密。相较于冷清的文学艺术创作界,文学批评界更比烟花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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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是我敬仰的一所大学。该校博士生导师谢有顺文字清新、锐利,具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我很推崇的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谢有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文学成就,与自己在大学期间的勤奋阅读、写作训练不无关系。中文系不止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的好地方,也没必要成为人家(如李师江)小说中冷嘲热讽的对象。中文系学生可以浪漫、可以风流,但更要真切的硬功夫、好笔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社会的认可和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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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文盛的小说行文流水一样自然平淡,内里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伤逝和沉重,读后给读者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小说充满了生活的庸常烦恼。过于沉重的物质/生存压力,成为现代人精神翅膀轻灵飞翔的最大阻力。与一些吃饱喝足、衣食无忧的“大作家”的高蹈相比,闫文盛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保持同步,更贴近这些卑微小人物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主人公内心的无力感与挣扎的痕迹,作家同样感同身受。闫文盛对被物质阉割的友情、爱情、亲情充满警惕,小心翼翼地保留着自己的忧虑与思考。在他的小说作品中,类似友情、爱情等传统意义上的美好事物,一切都变得形迹可疑,更像是一个个摆脱不掉的生活的圈套。当然,小说中有着“冷”的调子,但并不全是冰碴子。小说中渗透着小小的、细细的不忍、仁慈与同情,经常会出其不意地冲出来,给读者以讶然惊喜、慰藉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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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临县后麻峪村的80后农民张林峰,一边修表、配钥匙挣钱谋生,一边致力于临县三弦书等民间曲艺的自编自演,还出版了《说唱咱临县张林峰曲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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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1日清晨,西安东郊光华小区。68岁的王鸿范的宁静生活,被当日《华商报》上的一则报道打破了。他想不到自己的农民父亲竟然是中国北方第一支工农红军正规军——红24军的副军长。80年前的风云故事就这样突兀地走进王鸿范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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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本来就是让大家开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现代官员需要有一点与民同乐的娱乐精神。卫明喜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与民同乐”的心愿,好像也没有什么过错。至于说其身上体现的所谓当“土皇帝”的封建思想,这顶帽子也太大了吧,那个人心里没有一星半点的封建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算不算封建思想? 平遥县长扮演“县太爷”为当地解放思想、发展旅游业开了一个好头。希望当地政府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完善服务设施,不要辜负了卫县长亲自出演“县太爷”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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