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岭矿难发生后，悲伤欲绝的妻子在工棚里翻到矿工丈夫的手机，打开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原来，隔绝井下的丈夫在矿难之前，正瞒着自己与另外的女人搞暧昧关系。面对采访者要不要把那个卖了良心的灰鬼从井下救出来的提问，这位妻子最终选择了点头。但当丈夫从井下被救出来后，她一个人沉默不语，在马路边喝了一瓶白酒，酩酊大醉。

“第一书记”入村扶贫，要组织人员对村庄道路进行统一硬化。这么好的事，谁承想却遇到了阻力。有人跳出来阻拦，原因是家门口的碾子世世代代在这里，怎们也不能移动，要动就得靠银子说话。这时候，有人出了个“金点子”，悄悄请来了周围左近四位妇孺皆知的风水先生察看地形，并在村子里“散布谣言”，说是碾子设置在房屋背后是“青龙碰到白虎”，风水不好，怪不得这家人一直脱不了贫。消息风传出去后，很快碾子主人主动找上门来，说自己思想如何进步，决不会拉脱贫攻坚的后腿，恳请“第一书记”早日把大路上的碾子移走，尽快实施水泥硬化路面。

以上两个故事，既有人性的纠结，也有剧情的反转，猛一看以为是作家编造出来的虚构故事。事实上是，这两个故事都来自作家鲁顺民在采访当中得来的真实素材。在11月3日刘慈欣文学院组织的纪实文学讲座中，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顺民和徐大为两位老师受邀为阳泉作者“指点迷津”。鲁顺民顺手牵来一串采访中的故事，好戏连台，让听众沉醉其中。

当很多作者在为如何虚构故事点灯熬油、绞尽脑汁时，一些非虚构作者已经另辟蹊径，走上自己葳蕤而通透的林荫道路。在他们看来，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真实生活无需虚构就让人喜欢读得停不下来。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全国各地蔚然成风，成为一门写作的“显学”。在类似我这样头脑简单，只有“好作品”与“坏作品”之分的普通读者来说，关于“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概念分野，似乎说来话长，其实是否要区别出个子卯寅丑来也没有太大意义，“浑水摸鱼”的状态就刚刚好。

鲁顺民老师的讲座，当然也讲了一些纪实文学的历史渊源啥的，笔者在小本本上也记了不少，但讲座结束后就顺手“还给老师”。作家歌德曾经说过：“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所以，太多的理论和知识，不要也罢，不求甚解、轻装上阵也是一种阅读的选择和活法。

关于纪实和虚构，经常会碰到类似“纪实作品能否融入虚构”的话题争论。鲁顺民的看法是，纪实作品来不得半点虚构，简直就是我的“嘴替”。纪实就是纪实，虚构就是虚构，或许在纪实写作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些虚构写作的技法，但事件本身和故事细节绝对不可虚构。只要虚构的手刹一开，很多人根本刹不住车，鬼知道他要开到哪里去，在什么地方翻车。

如果为了故事好看或者其他原因，而虚构局部细节、“篡改历史”，往往得不偿失。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没有找见证据就是没有找见证据，不要不懂装懂含糊其辞，也不要动辄拍案惊奇轻下断语。很多事情的走向，并不会像小说家虚构的那样，有一条明确的线索“走”下去。尤其在历史类纪实作品中，真实的历史故事往往是断裂的、连缀不起来的，硬要霸王硬上弓，乱点鸳鸯谱，那就不是纪实了。

还是“举个栗子”吧，远的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啥的，可能别人不太知道，还是说点近便点的涉及山西的例子吧。比如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虽然大部分走的是纪实路线，但因为有一些虚构情节的植入，毕竟与严格的纪实作品有所不同。或许为了以正视听，《风流才女石评梅》一书版权页上明确标明是纪实小说。小说就是小说，纪实就是纪实。小说与纪实混合杂糅起来，一般来说，这种创新性思维还是尽量少用为好。在这方面，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堪称范例。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奇石》等作品通过“老外之眼”观察中国，这种陌生化的表达方式，也给人启发。

当下纪实文学火爆，但报告文学备受冷落，因为报告文学的基因与新闻有着天然的联系。新闻是易碎品，往往是国家话语、宏观话语的表达，见不到更多充满七情六欲活生生的人。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把关，传统的报告文学塑造不出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是报告文学长期以来的一大弊病。

我最早接触到的报告文学是何建明老师的《落泪是金》，一开始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后来出版了单行本，两个都买了。之所以关注这部纪实作品，是因为关注的是贫困大学生这个群体，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落泪是金》之所以让我关注，首先是题材，然后才是写法。当然现在看来，作品中“立得起来的人”似乎不多。再比如山西作家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抽丝剥茧，既立起来黛莉这个民国时期寻找自由和独立的时代女性，也让人看见了作者本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好的纪实作品，一定要有“我”存在的。“无我”的纪实作品，看似高明，却总让人有点假的感觉。

鲁顺民的文字，是有“我”的，比如《天下农人》里有，再比如近期出版的《将军和他的树》里，也有。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能“看到”作者本人与采访对象的交谈、生活场景。看似谝闲篇，却让人读着沉醉、放心。纪实文学是有自己的“信达雅”的，没有了“信”的基础，好比嘴上搭高楼，再怎么天花乱坠也吹不出美轮美奂的文学建筑。

说到这里，延伸开去，说点我对《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的阅读体会吧，这是近年一部很好的纪实/口述传记作品。在书稿的开头部分，涉及樊锦诗少年时期的段落时，整理者顾春芳有意识地通过文献资料来钩沉、展示当时上海的生活情境，可能觉得这样会有一种“历史的深度”。但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年少的樊锦诗当时能否留存、想到这些超越自己年龄和心理的高深记忆？一部口述历史，如果传主没有口述这些，记录整理者如何能把这些写进去，难道仅仅为了烘托传主的生活背景，就可以不顾及传主本人的年龄、心理特点？

顾春芳毕竟是顾春芳，她肯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短暂的钩沉之后另辟蹊径，不再在故纸堆里埋头钻研，而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敦煌，走近樊锦诗本人，让人看到“信”的樊锦诗。顾春芳的写作困境，我在创作自己的纪实作品《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时同样碰到过。所以读到类似情节，会在心底呵呵一笑，有知音的感觉。

成年人的听讲座，其实不止于听，也是在与人做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在与别人和自己的经验“过招”。鲁顺民报告文学的成功要义在于塑造人物形象、报告文学也可以多人合作等观点，对我们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启发。但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启发是两个：一是关于平定紫砂曾经与江苏宜兴齐名是否可靠的推断（种茶业不发达，相关的紫砂器产业如何发达？）；二是采访十五天写出《将军和他的树》。前者告诉我要发散思维，后者告诉我写一本书其实用不了多长采访时间。对于一个记者来说，15天的采访在漫漫职业生涯中来说，简直简短得不值一提。有了“量”的参考作为励志榜样，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写出不错的纪实作品来。当然，未必能像鲁顺民老师一样，能够创作出两次打入畅销排行榜的佳品。

根据安排，这次讲纪实文学写作的，除了鲁顺民老师，还有太原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徐大为老师，之前在网络上观看过他们的对谈节目，可谓神交已久。这次能够现场聆听他们的讲座，真是缘分啊。徐大为从自己关于 “右玉缺水”的报告文学《抹不掉的希望》和关于《侯马盟书》的报告文学作品说起，阐释了文学手法是要引起读者注意，报告文学的核心是要解决问题。有报告没文学的报告文学语言干巴巴的，味如嚼蜡，要坚决摒弃。

在我看来，徐大为老师的讲座，似乎是为我一个人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成长经历，都是在新闻战线从事采编工作。比如语言的准确问题，思想的把关问题，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的问题，“站位、格局、事业、情怀”这些经常提及的话题，都与我们的日常工作息息相关。如果说鲁顺民老师的讲座“道”的成分多一些，那么徐大为老师的讲座可能“术”的考量更多一些。但无论是道和术，都能对基层作者创作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江湖传说，鲁顺民老师喝多了会在酒桌上唱民歌。这个“谣言”我几乎照单全收。以前在他的老家河曲采访过，也在出版社工作时接收过燕治国老师关于河曲民歌的书稿，在民歌窝子里走出来的鲁顺民，善于唱民歌应该是顺理成章。礼失求诸野，民歌天然具有“野”的成分，鲁顺民也有野的成分，讲座当中如果出现野路子式的“国骂”语言，你也不用惊掉下巴。与鲁顺民的乡土成长背景不同，徐大为是从城市出来的，这位“中老年妇女的偶像”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但传达出的思想却充满机锋。他的报告文学（在我看来是“新闻特稿”）写作理念，或许说的有点温吞，但对某些作家作品获奖沾沾自喜的批判，对同质化创作的批判，对长篇大论序言的批判，对“有热情、胆子大，但不一定是好作家”现象的思考，犹如刀片一样锋利。

听讲座犹如看电影，很多画面和场景需要自己脑补。像做学术一样去考证、开展田野调查的鲁顺民，一边讲着报告文学的“不招人待见”，就连“身边的”杂志社同仁也一脸嫌弃，一边内心肯定是悄悄得意的，那就是当下看纪实（非虚构）的读者越来越多。作品走进读者和市场，这是所有作家都愿意看到的。至于徐大为老师，一边讲着“政治上过不了关，还谈什么艺术性”，一边也在鼓励大家创作中要有自己的底气、心气和骨气，不要预设人物、画地为牢，而是要用自由的文体切换自由的事物和思想。所以说，作为一名听众，一定要在主讲人“拉锯”般的话语平衡中，寻找思维和创作的独门秘籍。当然，这也是听讲座的最大收获和乐趣。

2023年11月16日草于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