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是文章大家，他熟悉中国古代典籍，他的文化修养，我们这一代人没法比。记得初读《负暄琐话》时，他谈近代社会的人物和事件，那时我还是懵懂无知。再后来读《顺生论》，他谈《天心》《社会》《己身》，只觉得先前没人这么著述，这个老人和别人不一样。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说吧，这个人的人生态度太消极，毫无我们受过的那些教育里头冲锋战斗改造世界的进取精神。用现在的话说，肯定是三观出了问题。我是隔了些年回头看，才逐渐明白一些什么，老人家说的是实在的人生道理，没有习惯上的“教科书”味道。以前我们看一本书，写一本书，总要揣摩一下当前需要什么，上头的宣传提纲是什么，新闻提示，出版要点，总是要思考一下的吧。这本书没有这些，甚或说，这本书，是“反要点”“反提纲”的，起码，和这些“出版要略”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绞尽脑汁斤斤计较的，在老先生哪里，不值一提。

张中行先生的文章以后很是走红了一阵。大约我们刚从时政写作、流行写作的习惯里走出来，习惯了总要迎合一个什么，面对老先生的冷脸子，感觉就有些怪。由怪而注意，很快就理解了老人为文的用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张中行热持续了很久。

有知音者指出，张中行的文章特点就是“弃新趋旧”，我以为很是中肯。孙郁说，张中行的文章里，看不到政治语汇。首先，他屏蔽了改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盛行的红色话语。他自觉的回避掉了这些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政治词汇。有些词汇，实在回避不过去了，他宁可变通，反正不着新朝衣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他只说“唯物”“唯心”，免掉，“主义”。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他叫“冠”，——摘冠，免冠，右派之冠。解放前，解放后，他更喜欢使用“鼎革”。思想改造，统一思想，他喜欢比喻成“车同轨，书同文”。“文化大革命”，他一般简化成“大革命”。这些小地方，也可以看到他的机心。他在文中，对文化人，一律称先生，女士，某君，对工农，一律称大哥大嫂，从不叫“同志”，除非有特殊的含义。至于“师傅”之类俗滥，张老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见启之《语言与文凤——张中行为什么这样红》）

从语言到修辞，到题材选择，张中行的风格，大体是趋旧。趋旧如何又髦得合适这却是值得研究。大体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革新热，热过一轮，人们总归要回归理性。现代后现代，西方文论，狂热浪漫之后，回头，国学热来了。人们惊讶地发现，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也是那么讨人喜欢。张中行提前向后转，与社会的文化心理取向达成了默契。老旧一派，也可以契合甚至引领时代精神的。

张中行的成就，不待我说。我这里说的是他的文章的一种弊病。在我眼里，不容得这种弊病。

2015年第3期《随笔》，有周实先生一篇文章，说到张中行论周作人，周先生认为老人实在说得好，他引证张老文字——

先说内容。还想分作思想、知识、见识三个方面。思想，这是指概括而基本的，是对于世间事物，尤其是对于人生，他是怎么看的。对人生有看法，有抉择，这本钱是孔老夫子所说“朝闻道”的道。周氏多次说他不懂道。我的体会，这是指熊十力先生和废名先生争论的道，而不是对世间事物有看法，能分辨是非好坏的道。这后一种非形而上的道，周氏不仅有，而且明确而凝固。是什么呢？拙作《再谈苦雨斋》曾说明——（引文下略）

接着说知识。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是无所不谈。而凡有所谈，都能见得细，谈得深。使读者增加知识之外，还能有所领悟。（这里略去几句）自然，这里隐藏着一个问题，是多知有什么好。我不想大动干戈，却无妨以事显理。是用望远镜，看过往几千年，用显微镜看临近若干年。上至朝下至野，由于无知，我们的失误以及吃的苦头也太多了。而求有所知，我的经验是不能不多读。可读之书很多，周氏著作总是合用的一种。

再说见识。见识来源于知识，成语所谓真知灼见是也。有见识，是对于事物，能够合情合理地判定其是非好坏。这大不易。我的经验，有不少知名的学者，某时某处，或囿于经验，或囿于私见，就说些不通达的话，表现为没有见识。也许来于阿其所好吧，读周氏著作，没有感到有这样的扦格。正面说，凡有所见，尤其别人不怎么谈到的，都，轻说，能够合情合理，重说，能够深入发微。这发微，由他自己说的抄书，披沙拣金的文章里更能看出来。（举例略）不管传统，不管流俗，述自己所见，而能有道理，至少是言之成理，是有见识。这类见识，限于“近取诸身”，是我受到教益不少。不是夸张而是实事求是，我多年来读，所取，写，所从，如果说还不是盲人骑瞎马，这指引之灯，大多是从周氏那里借来的。

内容说到此，转为说表达。这比内容难说，因为一，这方面，他的造诣更高，几乎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只此一家，并无分号。二，同样的意思，觉得出自凤姐之口，比出自刘姥姥之口好。证比容易，讲所以然的道理很难。难也不得不勉强说，只好罗列一些自己的印象，由有迹象，到无迹象，试试。这是其一，意思与用语的水乳交融。这像是运用语言的本分要求，可是脑中的存储不多，笔下火候不够，也难以做到。其二是口头与笔头的一致。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叶圣陶先生推崇的“写话”，即口头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和而为一，像是省力，不难，其实不然。原因很复杂，这里只想说现象，是看报刊书本，能够这样的总是稀如星凤。所以叶圣陶先生才大声疾呼地提倡。他自己身体力行，当然有成就，可是和周氏相比，似乎还有用意与未用意之别。其三是用语平实自然，组织行云流水，或者说看不出有斧凿痕。这说得再高一些是其四，比如与古文比试无声，与骈文比试无色，所以就像是未用力。我的体会，一切技艺，像是（也许真就）未用力是造诣的最高境界，纵使一些写作文教程的以及大量耍笔杆的未必肯承认。其五，再从另一个角度说说造诣，是能够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最后其六说说这样的文笔，我们读，会有什么欣赏方面的感受。人各有见，还人各有所好，当然只能说自己的，是平和的心境和清淡的韵味，合起来就含有佛门所说定加慧的美。

像是扭向形而上了，应该赶紧收回来，由体下降到用。这也可以扩张到三项。一是学写作，宜于用做范本。二是可以放在法国蒙田、英国兰姆等作家的散文集一块，读，欣赏。三是可以当做药，治多年来为文的两种流行病：一种是惯于（或乐于）浅入深出，即内容平庸而很难读。另一种是擦胭脂抹粉加扭扭捏捏，使人感到过于费力，过于造作。

至此，我想可以说几句总而言之的话了。是无论从文化史还是文学史的角度看，周氏著作都是有大用的遗产，如果以人废言，一脚踢开，或视而不见，应该说是失策。可是接受，即开卷读，就不能不先有书卷。近些年来，关于周氏著作，零零星星印了一些，但不全面，有的还不易找到，所以，至少我看，印全编就成为急务。一时难能，退一步，能够出版代表全面的选本也好。

这是张中行先生为周作人文选做的序言，实际就是一篇介绍周作人的文章。从这篇文章，可以大体看取老先生文章的文体结构。

先说——接着说——再说——说到这转为说——总而言之，这是老先生的文章结构。老先生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的文章脉络就是这样。脉络倒是清楚了，甚至直白浅显地告诉你了，却给人一种索然无味，太过直露的感觉。这是写文章吗？一般是领导作报告，只怕你不明白今天说了啥，才这样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最后说什么，要你清楚你来听什么。

你不要以张老先生只是偶然这样，翻看《顺生论》就明白，在老先生的文章里，这种首先其次然后最后是常态。一二三四是老先生经常使用的叙述手段。这个问题有四点，我们先谈第一点。这第一点有三点，第一点第二点不谈，咱们只说第三点。这篇介绍周作人的文章，其实很有代表性。他是先分成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里再分一二三四，最后总而言之，在老先生的文章里，拿来做样板可知全貌。

老先生也讲了文章做法，凡文章，总要讲究一点章法。要含蓄蕴藉，要讲究一点布局。道理要讲明白，说得也要有点巧劲儿。如果所有的文章结构都靠一二三四，那天下的文章也太好做了。

常说文无定法，水无常形，究竟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谁也难得说清楚。但是要说什么是糟糕的文章结构，充满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首先其次再次然后最后，大一二三四里面套小一二三四，肯定属于糟糕表现之一种。捋过一遍老先生的文章，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二三四，实在叫我想不通。

好的文章，人们常说“有机结构”。什么是有机结构？应该就是浑然天成，不靠人为拼凑，不露人为痕迹。当然它有它自己的内在结构内在逻辑，但在文字上那是看不出来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段落每一小节之间，不能显出接续的痕迹。像这样一二三四条块拼凑，明显的把自己的筋骨脉络示之于人，阅读的乐趣就谈不上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但反感条块拼接，甚至在句子和句子之间，也特别反感各种各样的连接词。一篇文章里，如果抬头就是虽然但是，不但而且，如果那么，即使也不，也会破坏文章的形象完整。好的文章，一个一个句子，是流水一般流过去，你能斩断分成这一节那一节？记得读过魏金枝先生谈写作，他说过，好的文章，是浑然天成的一整块料子。那些连接词，都是链接料块之间的铆钉。铆钉越多，说明料子越是琐碎，只好依靠一颗一颗铆钉焊接起来。一块料，铆钉太多，成品断然不成样子。而如果一篇大文章，依靠一二三四拼接成篇，不过是几个大点的铆钉铆成的部件，拼接感太强。几个扒钉，太显眼了。

评论张中行先生文章的名家，经常旁及孙犁汪曾祺，他们国脉一系，肯定有很多共同点。若论国学根底，孙犁汪曾祺不如张中行深厚。可是要论文章，我还是认为孙、汪二位的文章漂亮。二位的文章，散文一派云淡风轻，自不必说，就是议论文字，也绝不是由大前提小前提推出结论式的做法。记人记事的散文不必说了，孙犁和汪曾祺二位也写过许多谈创作的议论文字。尤其是孙犁先生，他大量的书信，序文，无一不是美文。他也写过杂谈小说，杂谈散文，写过作家论，比如评论贾平凹的散文，铁凝的小说。他也谈论古典，比如论《聊斋》。哪里有张中行先生这样的一二三四几大块做法呢？请看孙犁先生的《小说杂谈》，分为《小说与伦理》《叫人记得住的小说》《小说成功不易》《小说是美育的一种》《小说的体和用》《小说的欧风东渐》《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小说的取材》《小说的抒情手法》《小说忌卖弄》《小说的结尾》《小说的作用》《小说与时代》《谈比》《谈名实》《佳作产于盛年》《小说的精髓》，十几个题目并行错出，和那种死板的一二三四式的叙述，大异其趣。这看似很随意，其实也是一种奇思佳构。议论文字讲道理，也要讲得巧。或者以事寓理，或者以古证今，不时有旁逸斜出，看似离题游走，其实摇曳多姿。甚至，像小说一样埋伏，像描画一般点染，这种文章，你是很难把它分解成一二三四几大块的。那才是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不露一点斧凿痕迹，从头至尾倾泻过来，让你充分感受阅读的愉悦。我以为，要说接受古文修养活用于现代语体，孙犁先生的文章较之张中行，更加相得益彰，更加根深叶茂，化得了然无形。也更加具备美文风范。

张中行老人当然不是不熟悉文章做法的。在评论周作人的文章时他就说过，“一切技艺，未用力是其最高境界。”巴金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罗丹也说过意思相似的话。古人曾经赞美过文章的美妙境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啦，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啦。无法之法，是为至法。这一切都说明，不露技巧痕迹的技巧，是最高境界的技巧。《沧浪诗话》说作文，“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既然如此，老先生为什么反反复复使用一二三四这样笨拙的技法写文章？这可是明显地暴露脉络甚至暴露那种不太高明的脉络的末流做法。

敬仰张中行先生，他的学养，他的腹笥，绝非像我这样的胸无点墨的轻狂后学可以褒贬的。只不过想到了这么一点，说了。先生有知，不会责怪我太岁头上动土吧。

（本文作者：毕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