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晶清（1907—1993），白族，原名陆秀珍，出生于云南昆明，一生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海外流亡，编辑了多个副刊，出版了多本散文和新诗集，是现代文学史和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杰出女性。抛开其它方面的成就和历史贡献，仅就诗歌而论，在五四女诗人中很少有人能与陆晶清比肩，更没有哪位少数民族诗人可以与之媲美，她应该成为现代新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诗人。然而，从有限的研究成果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对陆晶清“革命”、“经历”或“情谊”等文学外部因素的关注，她作为诗人的身份被无情地遮掩了，至今没有一篇专门探讨她新诗的文章。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分析陆晶清诗歌的情感和艺术特质入手，凸现她做位少数民族诗人在现代中国新诗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感伤的“低诉”

陆晶清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收入诗集《低诉》[①]的27首诗歌中，除《魔梦》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渗透出或浓或淡的感伤情绪，其中直接表现生命孤独无助和生活飘渺虚幻的有18首，占整个作品的2/3。由此可见，其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感伤和难以言说的时代创痛。

意象是物象和情思的有机结合,意象的选择与诗人的心理和思维联系紧密，韦勒克（Wellek）和沃伦（Warren）在《文学原理》(Theory of Literature)中说：“人们总是过分地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他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1]意象是“心理事件和感觉奇特结合”的论断表明意象是诗人思维活动的产物，它能够明显地标示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因此，为了说明陆晶清诗歌具有浓厚的感伤情结，我们有必要先对她的诗歌意象作一个简要的统计：在陆晶清1930年之前创作的30余首诗歌中，15首诗采用了意象月（“残月”、“冷月”），14首诗用到了意象风（“凄风”、“冷风”），11首诗中出现了意象花（“残花”、“落花”）；有５首诗中出现了泪（“酸泪”、“苦泪”），有４首诗中出现了“夕阳”或“斜阳”，有３首诗中出现了“黄昏”，有13首诗中出现了“漂泊”以及与此相关的“天涯”、“流浪”或“彷徨”；此外，“青灯”、“古刹”等意象也多次出现。这些意象使陆晶清的诗歌创作笼罩着浓郁的感伤色彩。

陆晶清作品的感伤情结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表现为无法言说的生命之痛。1922年是诗人生命历程中极具转折意义的一年，她经历了生身母亲自杀的悲痛，经历了告别老父幼弟的无奈，经历了只身一人远涉千山万水到北京求学的艰辛，这无疑是一段感伤的岁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受到的新风气的感染让诗人开始思考生活和命运，加上青春年少的激情和冲动，陆晶清的心中时常集聚了无法言说的愁绪。她在代表作《低诉》中倾诉了这种欲说还休的愁绪：是惧怕时光的流逝，惧怕周遭环境的冷漠，惧怕人生理想终成幻影。陆晶清的作品感伤于生命漂泊之痛，比如《哀怨的心曲》书写了诗人在尘世中有如“浮萍”一样漂泊不定，带着深重的心灵创伤，她在风雨交加的午夜“曾扣禅关求将身儿暂潜藏”。诗人感伤于生命残缺之痛，她在《心似残碑蚀古苔》中因为生活道路的残缺而升起悲哀和徘徊之情，“万里飘零”、“身负重伤”、“默咽着悲哀”等字眼中分明透露出诗人的孤独，世事的变迁和周遭环境的“阴森”让诗人的心灵遭受重创，一种欲说还休的幽幽的哀伤便从笔端流泻而出。诗人感伤于希望的破灭和生活前途的黯淡，她在黄昏的时候听见“天际的孤雁在哀鸣”，傍晚的时候只有“寒月照临我孤怜的瘦影”，在“花叶业已凋零”的秋夜，她“孤伴蔷薇夜夜寂听夜莺之悲鸣”，于是，那“幽扬的琴韵”又在心中响起，那“深山古刹之晚钟”又激起了她强烈的共鸣，人生之所谓希望、理想等早已荡然无存，一颗领受了世间苦痛的心只愿“长眠于无人之境”。（《酒醒后》）诗人感伤于生命中有很多不能承受之重，《哀祷》表明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生命中有很多难以言说的伤痛，生活就如同“阴森的深涧”，没有快乐和希望。这一切生命之痛引起的感伤情结犹如“凄风”一样紧紧包围着诗人，使她满眼尽是“残月”、“落花”和“斜阳”等衰败的景象，由此我们也理解了诗人为什么会在将近50%的作品中使用“风”、“月”和“花”等意象。

时代创痛不仅是陆晶清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呈现，而且折射出五四前后知识女青年共同的心路历程。虽然陆晶清在北京上学期间新文化运动已近尾声，但新兴的人生和社会理念对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作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知识女青年，陆晶清强烈地感受到了追求个性解放和人生理想的迫切性。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入低谷以后，许多知识青年因为理想的破灭而感到虚无和渺茫，这是时代的病症，陆晶清用她的诗为读者展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共有的感伤情绪。正如有学者所说：陆晶清的诗“虽然也表现了大革命前投身革命的豪情，但更多则是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时代女性的苦闷、彷徨，追求—幻灭—追求。……反映了当时一些青年的心路历程。”[2]王礼锡先生在《云鸥情书集·序》中说庐隐的作品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这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充分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3]也许他的论断来源于对夫人陆晶清作品感伤情结的认同，概括了上世纪20年代女性作品共有的特征——时代创痛。诗歌长于抒情而弱于叙事，我们从陆晶清的作品中看不到新旧思潮和大革命的详细叙述，但却处处感受到了周遭环境的阴森可怖，感受到了时代创痛给如陆晶清一样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理想的女性造成的心理负累。诗人离乡与还乡时巨大的心理差异和复杂的情感变化在《归来》一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为了理想“遍身血迹斑斑事着沉重创伤”，以为自己栖居在“人类的屠杀地方决斗场”，看到有人“吮着遍地的热血当酒浆”；在《自己的僵尸》中，尘世的创伤把诗人的灵魂变成了没有血肉的僵尸，而世道的凶险又会将僵尸吞噬掉，只留下“余骨满地”。这是时代给知识女青年带来的灾难，她们在纷乱的环境中迷失了人生方向，陷入了无尽的感伤。鲁迅说：“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是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无涯无际的黑暗”[4]，这正好切合了陆晶清的当时的处境和心态。创痛给陆晶清带来的感伤并非消极情绪的再现，而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代知识女青年在觉醒后追求人生理想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示，是女性文学在中国历史上迈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步伐。

陆晶清作品的感伤情结还表现为对生命无常的咏叹。诗人对生命短暂无常的感伤首先源于时间对理想的扼杀，岁月在“恋春光湖畔游不倦”中被蹉跎浪费，“春来到人间又是送春忙”，时间如季节的更迭般转瞬即逝，所以诗人在回首往事时总会感叹生命的短暂和光阴的金贵，总会因为自己先前“为追求无踪幻影，消逝了青春年复年”而“清泪如泉”。（参阅《低诉》）但更然诗人心境凄怆的是理想在奋斗中依然渺茫无踪，尽管诗人“为寻觅桃色晨光不惧风雨狂”，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胜利的旗帜只在远处微笑，飘荡”，无常的生命带给诗人无尽的感伤和凄凉，诗人只能在苦闷和彷徨中借助诗歌来表达她悲凉的生命体验。（参阅《归来》）当然，从一个女性诗人的角度来讲，陆晶清对生命短暂无常的感伤也源于青春易逝，容颜易老。比如诗人在《今宵》中以“花冠”喻己：“可怜它呵，随我风尘顾连，已是色褪香消”，对容颜的衰老感伤不已；在《哀怨的心曲》中感伤于生命“如水上之浮萍生比昙花暂”；在《心似残碑蚀古苔》感伤于“华颜唤不回”；在《毁妆》中感伤于华年和青春的丢失：“我已失去了，我那如花的华年，/我已失去了，我那娇艳的面。/妆台上的鲜花哀哀向我哭告，/不愿簪我鬓旁为了我青春老！”时间带走的不仅仅只是容颜，而且还有曾经的美好时光：“最堪叹京华旧梦消逝了无痕，/想当年几多盛宴几多欢笑声，而今已是梦醒黑夜沉沉，/风宵雨夕呵几人相忆到深夜？”昨天的欢愉和今昔的孤独落寞形成的巨大反差怎能不让诗人感叹生命的无常呢？因此，陆晶清37%的作品采用了“落花”，近25%的作品采用了“夕阳”（“斜阳”）和“黄昏”等意象，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感伤意识。

孤独的漂泊以及由此产生的思乡情绪是陆晶清作品感伤情结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晶清写诗的直接原因是要表达她离家的愁苦心情，她自己曾说：“民十一年秋间我考取女高师，由云南万里迢迢到北京读书，初进学校时因为人地生疏和思家的缘故，愁苦到万分！每天除上课和预备功课外我总是偷偷的躲着哭。”[5]这是陆晶清作品漂泊意识的最初诱因，而后，她在求学期间经历了失去父亲的伤痛，并因为社会形势的变化颠沛流离，又失去了情同手足的朋友石评梅，在此之前，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真心爱人，这一切变故都只有她独自去默默地承担和化解，漂泊意识和孤独感因此成了时时困扰陆晶清的心理疾病，是她作品感伤意识的主要元素。《赠湖畔少女》是诗人在“月光寒颤”的夜晚、在“斜阳”铺照的湖上、在“朝阳初出”的东山等意境中忧郁情感的直写，最终表达的是远离家乡漂泊的游子心情，一种流落天涯并遭受心灵重创的孤独情怀，而这种情怀向谁表达，有谁愿意聆听？《浅浅的伤痕》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情思：诗人在为朋友祝福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凄然处境，她“依然是柳絮般向着天涯飘泊”，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伴随着她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驿站。漂泊实际上是一种心灵感受，诗人在“冰天雪地”的人间始终找不到自己灵魂“潜藏”的地方，她如同一个来自远方的陌生旅客穿行在冰冷的人群中，看不到一点生的光亮，她前途渺茫又不知希望在何方。（《我悄立在冷月凄风下》）孤独和漂泊很自然地使诗人产生了思乡情绪并力图寻找心灵的憩园，比如《风雨黄昏》表达了诗人在革命的道路上想起了家乡的幼弟和父母的坟头，想起了北方的朋友，想起了“京华旧梦”，想起了周遭环境的凶险，于是，她希望在深山的古刹中，在青灯古佛旁栖身。思乡和漂泊其实都源于心灵的孤独，比如《归梦》从写故乡的湖光山色到写父亲的年迈到写母亲的坟墓，诗人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忧伤的唯有在母亲的坟前方能说出的哀愁。正是这种欲说还休的漂泊和孤独使诗人44%的作品中出现了“漂泊”以及与此相关的“天涯”、“流浪”或“彷徨”等字眼，其感伤意绪也因此变得更为强烈。

个人处境和时代语境赋予了陆晶清作品的感伤特质，作为一个知识女性，陆晶清是不幸的，因为她看到并读懂了时代的伤痛，而在生命的早期，在无人分担和理解之时，这些感伤情绪成了她难以言说和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诗人多次在作品中使用“一炷清香”、“孤灯”、“青灯”、“古刹”等意象，在体认到苦海无边而自己又无力应对的情况下，诗人希望逃离生活现场，让“青灯古佛夜夜相伴到月残”。当然，这是只是心灵的渴望，而生活现实却让诗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继续跋涉，从一生的经历来看，陆晶清浓厚的感伤情结背后包裹着一颗坚强的灵魂，这是五四知识女性特有的人生姿态。

二、理想的幻灭

陆晶清在诗集《低诉》中收入了27首诗歌，除表现感伤情结之外，其诗歌涉及最多的情感主题是友情和为追求理想所进行的革命，前者有4首，占15%，后者有6首，占22%。因此，研究陆晶清的诗不能不单独谈谈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她诗歌中的友情和革命理想因为石评梅的病逝和革命的失败而幻灭，这为她的诗歌涂抹上了更加感伤的色彩。

陆晶清等早期新文学女性在远离家人的异域求学和追求人生梦想，作为最早觉醒的知识女青年，她们必须在一个男权社会观念根深蒂固的语境中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觉醒的‘五四’女性不能不强烈感受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孤独。她们年轻稚嫩的心还无力与强大的男权力量相抗衡，同性友情，除体现女性摆脱女奴地位后的健康心理需求外，还是她们借以抵御周遭寒气的弱者同盟。”[6]我们由此理解了为什么在陆晶清有限的诗歌作品中，直接写给朋友石评梅的就占了15%的比重。感伤是陆晶清诗歌骨子里的气质，即便是书写同性友情的诗篇也弥漫着浓厚的感伤气氛，因为异性爱和婚姻随时可能瓦解女性友谊构筑起来的“弱者同盟”，陆晶清也许会面对更加孤单无援的人生道路。1923年陆晶清写了《一瞥中的凄凉梅窟》来安慰石评梅，认为“在电驶的生命途中，/我们都是无牵挂的游客”，所以希望石评梅不要为暂时的失意忧伤。诗人在动身去武汉前写下了《谢谢你一杯浓醴》来表达对石评梅的感谢和对两人真诚友谊的珍惜。而在《最后的嘱告》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外来压力对同性友谊的拆散：“你记住吧，我娇小的姑娘！/从此后我不能再爱你慕你作你的友伴”，因为现实的压力迫使诗人不得不舍弃友情而踏上革命征程。

对于五四新女性来说，同性朋友是她们人生道路上的知己和同情力量，因此，当石评梅去世以后，陆晶清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因为友情的幻灭，因为人生道路上的孤苦无助：“从今后在人世再没有用全心全力来爱护我这孤苦女孩的人了！我们本是同命运的一对可怜小鸟，我们原约定了要相慰着相伴着走完这崎岖的生之旅途，但，而今你竟舍我长逝了。梅！我的梅姐呵，你抛下我孤零零彷徨于此悠长旅途忍心吗？”[7]《招魂》和《今宵》等诗表达了诗人对已故朋友的深深怀念。与其说石评梅的病逝让陆晶清失去了友情，毋宁说是让她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失去了支持者和“同盟”，石评梅的友情之于陆晶清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情感的层面，它已经上升为支撑她理想和人生追求的精神力量。陆晶清表现友情的诗作相对于那些感伤情结甚浓的作品而言并不突出，但此类题材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却值得肯定：“‘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创作中大量抒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结盟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崭新领域。”[8]时代造就了陆晶清这一诗歌情感类型，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社会里，古代诗歌很少表现女性友谊，倒是由于科举考试或“宦游”的缘故，出现了很多表现男性友谊的优秀诗篇。因此我们可以说，陆晶清表现同性友情的诗篇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其边缘化处境之间的矛盾所致，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陆晶清与石评梅似的以“同盟者”姿态产生的友谊便逐渐淡出了女性诗人的观照视野，这些表现女性友谊的诗篇也就成了五四女性作家特有的书写内容，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醒目的篇章。

抒写革命情怀是陆晶清诗歌的又一重要主题。对于五四前后的知识青年来说，社会革命与人生理想很多时候是重叠的，他们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投身革命成了当时女性知识分子追求人生理想的合理路径。陆晶清因为革命而重燃生活的激情和希望，比如《整装》抒写了诗人要告别过去的忧伤和彷徨，“将往日的恩恩怨怨一并勾销”，“重整装披上绯红轻绡”，开始新的生活。《临行》书写了在奔赴革命的征程中，诗人将忘记前尘往事，“抽出宝刀斩断了烦恼，/从此后，跨上青骢我奔向大道。”此外，《临别曲》、《我归来自丘墟》、《出征》等都是革命激情的抒写。但随着革命运动的失败，诗人追求理想的道路再次蒙上了阴影，她1928年以后的诗歌也因此平添了更为感伤的色调，诗人的心灵不得不因为人生理想和友情的幻灭而陷入深度的感伤。

三，诗艺的创新

陆晶清在中国新诗史上犹如一颗闪亮的流星，她诗歌创作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她对早期新诗艺术的独特贡献和价值使其成为现代新诗史上当之无愧的明星。陆晶清是五四前后少有的女性新诗人，更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女诗人，她的诗歌艺术值得我们去认真品鉴。

陆晶清的诗歌在流传之初就受到了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倒是后来其价值被忽略了。人们一般津津乐道于陆晶清的革命、情感和流亡经历，而她的诗歌则几乎无人专门论及，这对早期新诗研究而言，对早期女性诗人研究而言，对早期少数民族诗人研究而言都是种缺憾。王礼杨曾说《低诉》出版“所获得的注意已经不少。福熙在《普陀海浴》中这样写:‘海潮怒吼声中，我在看陆晶清女士的《低诉》，我以为她的诗是有质料的，所以超出近来一般的诗以上。景深也因别人的引用而感到兴趣向我索取全书。”[9]这些客观的诗歌接受事实道出了陆晶清作品的价值，正是由于诗歌读者众多和诗歌质量“超出近来一般的诗以上”，陆晶清成了上世纪20年代末倍受关注的女性诗人，以至于很多新诗人都以她的诗歌为创作蓝本：“文艺界的新的诗篇的产生，也不少感染着它（诗集《低诉》——引者）的风格与韵味。”[10]的确，陆晶清的诗歌比较注重形式艺术的建构，注重表达手段的丰富性和表现形式的感性化，诗人长于应用诗歌的音韵形式和营造悠远生动的意境，她的诗在突出节奏和音乐性的同时带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陆晶清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她的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语）是“一堆热情的集积，一把火熊熊燃烧而已！”[11]这正好契合了浪漫主义的诗歌理念，其作品在意象的堆积中凝聚着“熊熊燃烧”的激情，在显示出诗人出色的抒情才能的同时又是对新诗节奏和韵律传统的自觉承传和开拓。郭沫若的“主情说”奠定了新诗新的节奏传统——内在律，并确立了新诗之于古诗的优势：“古代诗词整齐固定的外在律（句数、字数固定，讲究对仗、韵脚、平仄等等），不但是精致的，而且是与重意境、重趣味的内容相适应的。像清末改良派诗人那样仅仅削弱它（使之宽松），或者像胡适那样仅仅砸碎它，却不给以相应的补偿，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毕竟没有诗美建设意义。郭沫若首先发现了并成功地运用了内在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一大贡献。内在律的发现主要是基于现代诗人对自我内心情绪变化的关注，也与心理学知识有关。”[12]以郭沫若为例，1921年他在给朋友李石岑的信中说：“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这是我自己在心理学上求得的一种解释。”[13]陆晶清的诗歌可以说大都是在情绪的消涨中创作的，贯穿着浓厚的近乎天然的感伤情绪，读者在情感的跌宕起伏中体会到了“内在”的音韵和节奏美。比如《低诉》、《浅浅的伤痕》和《酒醒后》等诗篇中便充盈着强烈的无以言说的伤感情绪，诗歌随着诗人情绪的跳动不断变换着诗行和节奏，读者也领受到了诗歌情绪带来的审美享受。

尽管抒情是第一位的，尽管“内在律”可以丰富诗歌节奏，但陆晶清的作品仍然重视外在的形式技巧。王礼锡曾说陆晶清“很细心顾虑到技巧，但她并不以技巧自矜，她虽然以词曲的韵味渗入在新诗中，但她决不以这种体裁为正则”。 [14]这话实际上肯定了陆晶清十分注重诗歌形式艺术的建构，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将传统诗歌和词曲的优雅韵味成功地注入到外来的诗歌形式和写作技巧中。在新诗诞生的第一个十年里，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新诗创作应该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吸纳外来艺术因子的诗人并不多，在“自由”思潮的激荡下，能够带着强烈的形式建构意识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更是少见。因此，除冰心之外，陆晶清是20世纪20年代当之无愧的女中才俊，她的诗歌写得比较均齐，有古典诗歌的韵味和雅致，不仅具有浓厚的情感节奏，而且还有很强的外在音乐性，以《低诉》的第一节为例：

天！我而今是披发袒胸跪伏在石像前，

趁着这花已落月已残要诉，诉尽烦冤；

天知道，因何事我渎犯了尊神被责谴？

唉，朝朝暮暮茹着苦辛我暗将酸泪咽！

这节诗的韵式为ab-ab，保留了传统诗歌的韵律。落花、残月等意象使整首诗歌散发出浓浓的古典气息，但它又绝非古典诗歌的现代翻译，而是融入了新颖的语言表达和新鲜的时代情感，使传统意象具备了现代性特质。“现代新诗史上有成就的诗人往往在其作品中做到了内在律和外在律的有机结合”， [15]比如闻一多等新格律诗人能够让外在格律配合情绪的内在律，郭沫若等注重内在律的诗人又能够用外在律来充分表现内在情绪。陆晶清的诗歌应该划入“新月派”一类，因为她也做到了外在律与内在律的完美结合，做到了音乐性和抒情性的融合，在新诗形式艺术还处于探索期的20年代，足以见出一个少数民族女诗人成熟的艺术个性。

除了外在律和内在律的成熟应用和完美结合外，密集的意象和古典的意韵构成了陆晶清诗歌的又一特色。“陆晶清的诗风与石评梅略近而无奔放、激越，较为低沉。遣词造句，包括用韵，更多地体现出古典诗词的熏陶”。 [16]陆晶清的诗在情思、意象和意境等方面的确受到了婉约派诗词的影响，读之，一股悠悠的感伤意绪便会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王效祖在《我的祖母陆晶清》一文中说：“祖母的诗有她的个性特色，在女性的缠绵委婉中夹杂着奇诡的想象和凄艳冷峭的感情色彩，这恐怕是受了我祖父喜欢李贺诗的影响。”[17]但实际情况是陆晶清的诗歌艺术个性已经成熟的时候才认识了王礼锡，其诗歌的“缠绵委婉”似乎与王礼锡无关，而她“所以爱好诗的原因，大概就是为受了父亲的影响。”[18]陆晶清小时候父亲常常教她背诵古诗，培养了她的诗歌爱好，也由此为她打下了传统诗歌素养的基础。从前面对陆晶清主要诗歌中的意象的统计来看，古代婉约诗词中的风、花、雪、月的意象以及漂泊、孤独等凄然的字眼非常密集地出现在她的作品种，使她的作品浓缩了强烈的感伤情结，这显然是受到了李清照、温庭筠等人婉约风格的影响。比如在《归来》中有这样的诗行：“去时候河边杨柳依依蜂蝶纷飞百花繁”，这行诗聚集了３个意象，而且“杨柳依依”的典故道出了离别的感伤；《酒醒后》中的一行诗是：“只我孤伴蔷薇夜夜寂听夜莺之悲鸣”，其中的“夜莺”让人聆听到了诗人内心深处孤独的感伤。陆晶清诗歌意象的密集在给她的诗歌带来浓烈的抒情效果的同时，也使她的部分诗句显得冗长而语义混乱，这成了她诗歌最大的瑕疵。

以上从情感色彩、情感类型以及艺术特色等方面对陆晶清的诗歌进行了论述，但从性别和民族身分来讲，从诗歌成就来讲，我们对陆晶清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和开拓，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她对中国社会、中国新诗、女性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积极贡献。

【本文作者：熊辉（1976—），男，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参考文献：

[①] 《低诉》是陆晶清唯一的诗歌集，1932年由春潮书局初版，后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修正版。该集子分前后两集，前集收入诗歌16首，后集收入诗歌11首。

[1] [美]韦勒克、沃伦.意象，隐喻，象征，神话[A].汪耀进编.意象批评[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4.

[2] 陈思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白族女作家——陆晶清[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3] 王礼锡.云鸥情书集·序[A].庐隐、李唯建著.云鸥情书集[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A].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8.

[5] 陆晶清.我与诗——〈市中草〉序. 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117.

[6] 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研究[J].文学评论,1998,(1).

[7] 陆晶清.我哭你唤你都不应[A].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88.

[8] 李玲.青春女性的独特情怀——五四女作家创作研究[J].文学评论,1998,(1).

[9] 王礼锡.低诉·修正版序[A]. 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29.

[10] 王礼锡.低诉·修正版序[A]. 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29.

[11] 王礼锡.低诉·修正版序[A]. 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30.

[12] 吕家乡.字思维·旧诗·新诗[A]. 谢冕、吴思敬主编.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23.

[13] 郭沫若.给李石岑的信[J].时事新报·学灯,1921-01-15.

[14] 王礼锡.低诉·修正版序[A]. 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329-330.

[15] 吕家乡.字思维·旧诗·新诗[A]. 谢冕、吴思敬主编.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225.

[16] 沈用大.中国新诗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11.

[17] 王效祖.我的祖母陆晶清[J].无锡日报,1993-03-23.

[18] 陆晶清.我与诗——〈市中草〉序[A].潘颂德、王效祖编撰.陆晶清诗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116.

（注：此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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