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常风先生相识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他是我的师辈。我虽没有听过常老的课，但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即选择了写书评的习作方向，至少应该说在与常老觌面以前已成为他的私淑弟子。1946年秋，我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做插班生，翌年又转入北大中文系，课余经常给各报刊撰文投稿。除经沈从文先生介绍，认识了袁可嘉、金陡几位实际负责编辑副刊的青年教师外(当时他们都在北大西语系任教，而我还是个本科生)，同时也认识了常风先生。常风先生当时长期协助朱光潜先生，凡朱先生主编的杂志和报纸副刊，实际上都由常风先生负责编务。不久沈从文先生把一家报纸副刊交给我编，为了稿件的互通有无，我同常风先生的过从因之日渐密迩。当时常老住在大红楼后面的东斋，房间里还保存着日本人没有拆除的"他他密"。我每于不上课时到常老住处谈天，上下古今，天空海阔，无所不谈。这样的师友情谊和密切联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我离开北大为止。及l951年我从天津回到京郊燕大教书，随即展开"三反运动"，我根本没有时间进城去探访北大的师友。直到l979年我到兰州大学讲学，这才又同常老相见，中间整整睽隔了三十年。到八十年代常老来过=jE京，我去过一次太原，都曾与常老盘桓竟日。此后常老多病，近年更长期卧床，我只能通过写信问候老人。而常老有信给我，则由他的女公子代笔。在我心目中，常老始终是我的老师。而常老对于我，则一直以平辈挚友相待。老人的谦}为诚恳，既使我终生铭感，又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我经常反思，我自己虽然也活了七十多岁，但比起我的师辈来却总感到缺少点什么。我想，除了学问与见闻不及我的师长外，器识襟怀也不及老辈那样豁达冲和，淳厚平易。我应该向老师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常风先生自三十年代从事笔耕以来，其胆识与锐气是很了不起的。收在《弃馀集》里的书评，举凡鲁迅、茅盾、老舍等老作家以及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人的作品。常风先生都不客气地加以评论过。当然，评论的态度是严肃的，见解是公允的，这原是写书评起码的要求和准则。到1948年，常风先生另一本文艺评论专著《窥天集》出版，承先生不弃，惠赠一册。记得在捧读之后，曾写过一篇书评，可惜一直没有找到。l995年，《弃馀集》收在《逝水集》中重新问世，我立即想到应该设法为常老的《窥天集》也找一条出路。到1996年，凑巧山西教育出版社嘱我和上海的谢蔚明先生连袂合作主编一套丛书，我总算有了一点决定取舍的"文权"，便征得常老同意重印《窥天集》。可同时又出现了新问题。一是只印《窥天集》嫌字数不足，二是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的陈子善先生已与上海一家出版社谈妥，也想再印此书。陈子善先生是治新文学史的专家，不仅对现、当代文献资料十分熟悉，且在探微抉秘补阙拾遗方面尤见功夫。他除了想再印《窥天集》外，还准备把常老的集外文尽量搜掘，合编到一起。于是我便特邀子善先生负责编纂常老的这本集子，收入我和蔚明先生主编的这套丛书中。幸好上海方面的出版社联系人也是熟朋友，同意这样办，于是很顺利地谈妥了此事。但使我对出版社，也包括对作者和读者，感到歉疚的是，由于陈子善先生工作太忙，头绪也多，这本《窥天集》的增补本直到1997年4月才编完，致使我大大推迟了向出版社交稿的时间。好在这事已得到出版社和常老本人的谅解，而对于子善先生，我仍由衷地表示感谢，因为他毕竟为搜集常老的集外文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还须在这里一提的是，集外有五六篇文章是常风先生于三十年代在《武汉日报》上发表的(那是由凌叔华女士主编的一个文艺副刊)，子善先生一直未能找到。最后由我拜托武汉市艺研所的蒋锡武兄，承他热心奔走，设法查到旧报纸，并由他复印乃至亲自过录下来寄给了我，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此我特向锡武兄致以诚挚的谢意。

　　常老从一开始就嘱我为《窥天集》的重印本写篇序言，这当然义不容辞。于是我把常老的大著重温了一遍，同时也拜读了子善先生鼎力搜集的常老的三十篇集外文。尽管这是常老五六十年前的旧作，今天重读，却依然饶有新意。我认为，这是一本治现代文学史和关注半个多世纪前文坛现状的必读书。这里我只想谈一点粗浅的读后感。

　　在我的师友中，有两位是专攻西方文学而又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位是周汝昌先生，另一位则是长我十二岁的常风老师。周汝昌先生曾向我明白表示，他学外文，是为了把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介绍传播到西方世界去；而从常老的这两本著作来看(《弃馀集》和《窥天集》，尤其是后者)，他乃是立足于我国民族文化立场，一方面把西方文化(包括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介绍传播给国人，一方面更借鉴和利用西方的各色理论武器，来分析探讨我国古典文学中未经前人道破的奥秘和精髓。他的治学途径以及其研究的力度和深度，大有与钱钟书先生平分秋色、异曲同工之势(常、钱二老原是当年清华大学西语系的同学)。遗憾的是，自全国解放后，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自1957年常老被错划为右派后，他竟搁笔三十余年，未再向学术领域问津染指，甚至竞被当前治现代文学史的中青年朋友们所遗忘。这一点我本人是深有感受的。现在不避妄自尊大同常老攀比之嫌，也谈一点个人情况。我从四十年代即从俞平伯、游国恩、冯文炳诸位老师问业，并立志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而我同时也立雪沈从文师门下，写过若干篇有关现代文学的书评(在我写文章时，那些评论的对象应称作"当代文学")，翻译过一点带有保守倾向的西方文艺理论。自1949年人大学教书，便逐渐与新文学绝缘，一味去钻故纸堆了。直到近年，我把半个世纪前发表过的旧作求人多方寻觅，找回了若干篇，并陆续编入几本拙著中。于是人们乃以诧异的眼光看我，谥我为"京派"，好像我居然还"玩儿"过现代文学的"票"。五十年前人们批评我："他只能凑凑热闹，搞点新文学，对旧学并无根柢。"而今天人们又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以为我在"投"新文学的"机"了。其实质与常风先生的被遗忘，道理正复相同。因此，《窥天集》增订本的重版就更有必要了。

　　《窥天集》里的精品主要是几篇论文，如《关于评价》、《杜少卿》、《小说家论小说》，都值得一再细读。内容并不尽是书评。但结合常老的《弃馀集》和此书的集外文来看，这位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青年人对书评工作确实做出了具有典范性的贡献。我本人就曾亦步亦趋，力图成为常风先生的追随者。常老写的书评，就我所知，在当时是起到了针砭时弊、启迪读者的作用的。而我则由于人微言轻，所写的书评除了在五十年代作为运动中被批判的反面教材外，几乎从未引起人们注意。但时至今日，我以为写书评反倒比半个世纪前难多了，更不要说把书评写好，使之成为传世之作。这是由于当前的积习(或者说一种风气)使然。即书评只许报喜不许报忧，只能说一书的优点特点而不能加以批评指摘。这样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由于书评的内容大都"一边倒"，只有歌颂而很少求疵指谬，因之即使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好书也不易引起读者注意。盖读者已习惯于看那些善颂善祷的评论，心想反正这都是捧场抬轿子的文章，便很难认真辨析原书究竟是优是劣，是高水平的读物还是骗人的伪劣产品。这就导致真正的好书不易从书评中得到正面效益(相反，被"炒"红了的书使读者每有受骗之感，写书评的人是有一定责任的)。另一结果是有些作者已被宠坏，形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严峻局面，明明自己错误不止"百"出，却不惜全力以赴地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耻护短。不久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以摘谬为主的书评，由于把原书作者在书中出现的硬伤不客气地指出(只举出一些例证，并非硬伤的全部)，便受到对方的"反批评"(实际是人身攻击)，说我是一名"学阀"。鉴于目前这种风气一时很难肃清，甚至弄得不好还有"对簿公堂"的麻烦，便愈益感到常老当年的胆识与锐气之可贵了。

　　本文原是"遵命文学"，遵长者之命写的所谓"序言"，它不是书评。故对书中的具体文章就不逐一予以论述，只略陈所感如上。

　　　　 时在1997年五四青年节，写于北大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