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对于很多山西作家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

他是山药蛋派的创始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文摊作家”，畅销书作家。

他从老百姓中走来，坚持“为老百姓写作”，是一位真真切切的“人民作家”。

赵树理的写作，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是山西很好的传统。但这么多年来，山西作家走着走着，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忘掉了来时路和写作的初心。

有人觉得，赵树理的写作土得掉渣不入流，按照那样的写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即便是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作家，估计也没有几个人认真读过或者认可赵树理的作品。

记得好像是2005年左右吧，山西有评论家提出“后赵树理时代”这个概念，有一些作家认可；但更多的是不认可的反弹，尤其是在部分年轻作家那里遭到反感，认为“山药蛋派”这样的流派归类，淹没了自己写作的独特性，不够与时俱进，看低了自己。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一切文学创作，都有他的时代性。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那个年代和赵树理的写作，今天我特意给大家带来了一本赵树理的小书——《李有才板话》。

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碑林”丛书之一，《李有才板话》这本小说集总共72页，薄薄一本，但分量很重，属于“薄薄的厚书”那种。

小说集根据当初的原版印制，原版应出版于1940年代中期，里面一共包括《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个短篇小说，总共约3万字。

从这几篇小说中，我们看到赵树理写作的一些特点。作为懒人一枚，我就不自己总结了，直接引用概括本书推介人李大章的说法吧：

他说，赵树理的小说，很多都不长，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进行展示，反映出社会的某些乡村或某些角落的某一阶段的生活特点。

书中的人物，无论是农村进步青年，还是落后分子，当时的农村读者，不光在纸面上碰到他们，也天天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们，十分富有感染力。

如果你觉得赵树理的作品全是歌功颂德，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作品，不止于歌颂新政权、歌颂新农民，而且敢于揭露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丑陋的一面。比如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批判，就十分值得当下作家借鉴、反思。（这个是我说的。）

赵树理的小说，内容新鲜、贴近现实，真正的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属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种。它从旧形式中蜕化出来，而又加入新的创造，语言浅白、口语化，快板、梆子戏、京味大鼓，各种形式似乎都能水乳交融地融合进来。正如相声演员郭德纲所说：雅得那么俗，俗得那么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俗大雅。

赵树理说自己是一个“文摊作家”。他不把写给农民看的东西当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而另外存在着“一等的”写作目的。因此，便能够在作品中处处显示出对读者对象的尊重，考虑到农民读者的习惯和口味、理解水准、接受能力，通过通俗浅近的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当下，一些作家口里喊大众化，实际不肯大众化；或者自己不会通俗化，不但不以自己是脱离群众、脱离现实，反而以多数人愈看不懂，听不懂为荣；或者口里也赞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亲自下手，始终把通俗化看成“左道旁门”，仿佛只有他的洋八股欧化才是“正统”。

我们的创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读者、缺乏受众的问题。为此，2024年底，“新大众文艺”概念提出后，迅疾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李敬泽在《新大众文艺——支撑新高峰 砥砺新经典》一文中第一句便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根本之“新”，就是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

当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对作家和艺术家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时代，与AI共生，焕发出新的可能？

近年来，为了实现文艺创作从“高原”到“高峰”的跨越，国家相关部门提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山西作家如何进入这些计划，走上新赛道，实现创作上的突破？

今天，重提赵树理，我们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和思考。

（本文根据2025年4月16日阳泉重读赵树理·读书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