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4月20日在书友畅谈会暨孙克艳散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整理）

根据活动安排，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的创作经历和心得感悟。其实，从我自身角度来说，从来没有想到是要分享这个话题，因为《红星照耀北国》这本书是我2014年写的作品，到现在已经9年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基本上是一直往前看的，不太注重回顾。刚才孙克艳老师说到通过文字把过往的记忆留存，可能我更倾向于人如何走向未来往前看。所以今天让我重新谈论一下将近10年前写的一本书，感觉非常惭愧。

这本书是2016年5月出版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出来，这是非常惭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像孙克艳老师一样，能够不断地有新作品出来，这才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而不是说我以前还写过什么什么。

但是既然活动安排要讲红二十四军，我就大致勾勒一下。1931年7月4日晚上11:30，国民党高桂滋部1200名战士在平定县举行起义，随后在盂县清城村创建了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部队到了河北阜平，成立了华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县长牛曦当时只有20岁，所以人们叫他“娃娃县长”。红二四军从阜平出来，转战陕北、内蒙一带。因为它是北方最早的红军正规军，当时的北方大地，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多“枪杆子”，所以得不到支援，最后因为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而兵败陕北。这就是红二十四军的大致征战历程。

时光如流水，90多年过去了，那些人物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但是有些东西会留下来的。怎么留下来的？靠文字、靠记忆。《红星照耀北国》这本书截至目前已经印刷了三次，网上也有不少盗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找来一本看看。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记忆。

平定起义发生之后，部队沿着现在的城区瀑里村方向行进，第二天清晨到了盂县的清城村，创建了红二十四军。但部队从瀑里出来之后，具体路线怎么走了，没人知道，也没人留意过。这两天我和陋岩正在考证这个问题，陋岩是阳泉本地人，比我更熟悉阳泉的地理环境。我不是阳泉人，对阳泉的地理位置不熟悉。但是我这个人记忆力比较好，见过的有印象的资料，一般不会记错。我在创作《红星照耀北国》的时候，印象中看过一个资料，提到红二十四军当年行军过程中经过马家坡。马家坡后来随着合村并镇、行政区划调整，从地图上消失了。我当年尝试着在地图上找过这个地名，一直没有找到，以为当时人们把地图画错了。书出版多年后，我跟吴鹏程、陋岩等几位朋友聊天，才知道这个地图上消失的马家坡，归现在的矿区管辖，是距离红二四军成立地盂县清城村距离很近的一个村落。

以前，我们一直在问，起义部队7月4日晚上起义后，能否早早赶到盂县？没有考虑到通信、后勤、辎重、家属等具体情况。事实上是，兵不打无准备之仗，通信兵提前探路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来，起义部队能及早从平定县赶到盂县，绕了近路，通信兵的侦查功不可没，起义事先是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准备工作的。

寻访红二十四军的历史，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跟上我们的一个采访团去的。说实话，当时真不愿意去采访这个话题，因为一是我长期从事经济报道，做历史类采访报道没有任何经验；二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觉得这个陈年旧事跟我没关系，再说了，想想要几个月地跟一些老人交流，怕影响得自己也心态老了，真是不愿意做。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行人出去的时候，我就像一个大王安排巡山的小喽啰一样悄无声息地跟着。

但是跟了一段时间后，之前知道的信息，找到、印证得也差不多了；不知道的信息，谁也没办法。那怎么办呢？碰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只有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商量和争论。这时候，自己平常的读书积累派上了用场，很快融入团队当中，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思考。碰到困难，好多人能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大家都无所谓的。但是当所有人都解决不掉的问题，谁解决掉，谁就是真正地解决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关于红二十四军，我写的这本书在全国是唯一的，填补了党史、军史空白。

寻访红二十四军的过程中，有几件小事挺触动我的。2011年6月份吧，我们到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牺牲的地方——阜平县法华村采访。村口大槐树下、碾盘旁边，说到赫光的牺牲，一位阿姨跟我们开口就说，“当年正是好小伙啊”。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说得差点让我落下泪来。我是1981年出生的，2011年的话是30岁。当年正是好小伙的赫光，把自己的青春定格在永远的29岁。原来以为历史古老，事实上是，历史上的他们，曾经与我们一样如此年轻。可惜的是，这么年轻就早早牺牲了。虚长赫光军长1岁的我，当时听了那句话，真是感慨万千。

我是个不大喜欢轻易动感情的人，尤其对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埃遮蔽的这么一件事，更应该冷静才对。但是村民无意中说的那句话，对我发生了很大的触动。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这支红军部队是跟我有关系的。

我大致算了一下，赫光军长牺牲的时候是29岁，政委谷雄一牺牲的时候是26岁。阜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共产党的华北地区首任县长牛曦，20岁，大家叫他“娃娃县长”。记载中牺牲年龄最大的，副军长窦时寻，36岁。现在是一个“卷”的时代，好多年轻人在压力面前选择了躺平。但是你想一想红二十四军的这些领导人，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二三十岁已经干下了惊天动地的、开创性的事业。而我们呢，在他们这样的年纪，又干出了哪些值得自豪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时代在进步，但身处时代的人们，却未必一定比前人强。大家可能就是曲线一样曲折蜿蜒前进中，在迷茫、困惑中不断寻找光明和曙光。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过去式”，而是一直跟你有关系。

刚才孙克艳老师说，她的侄儿侄女或者身边其他人，看《一朵花的归宿》这本书的时候，会自然地把自己代入进去，会说我的姑姑或者姨姨原来竟然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一朵花的归宿》虽然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但依然会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那种新的气息、那种感同身受的体验。历史也好，过往也好，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如果你写出来的东西，跟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关系，那不用说，你写的肯定是失败了。

我长时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撇开其他的不说，中国现代小说从五四时期开始，到现在也就是100多年的样子。你把100多年来的作品认真梳理一下，或者打开文学史看看，会发现经典的作品，即便是上世纪30年代写的，40年代写的，但现在看，它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让人有陈旧之感，依然闪烁光泽，熠熠生辉。

因此说，写作一定要有未来意识，要与读者建立一种联系。这样的作品，在未来才有历史的穿透力。这个不单是讲《红星照耀北国》，也不单是说《一朵花的归宿》，其他创作同样如此。

这里提醒大家的是，作为一名阳泉人，我们应该记住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红二十四军这么一段红色历史或者其他历史。我记得书刚出版和李萍老师在交通广播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英雄不怕死亡，英雄怕的是被遗忘。作为一名写作者，通过文字来复活这支红军，目的也就是要更多的人记住它，不要忘记它。

时间如风，经常会吹走一些东西，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被时间的风吹不掉、带不走的。我们在创作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珍视自己的价值，文字的价值，不要让有分量的沉淀下来的历史，轻飘飘地被时间的风一股脑儿吹走。

写作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而写作？在座的都是写作者，我觉得是为了抵抗遗忘，留住记忆。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活着为了讲述。前两天看到企业家张朝阳也说过类似的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文字、事业或者其他东西，让人记住。人的肉身是有限的，一个人活不了太长时间，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时光所不能带走的。

在座的人也可能有印象，前两年我市老作家张旺模去世后，我曾结合他的小说集《漂亮的女房东》，在网上写过一篇纪念性文章。其他不说了，最后结尾处，大致有这么几句话，就是我们作家或者一个写作者，跟其他人所不同的价值在于什么？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肉身离开世界就永远离开了；而一个作家或者一个作者的价值，在于肉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通过文字把他的生平故事、思想价值传播给后来者，这就是我们写作的意义。

那么，怎样让我们的作品更有意义？前段时间有部电视剧，不是说《狂飙》那个，而是《县委大院》。这部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山西元素，估计好多人看过。编剧王小枪是咱们山西人，山西医科大学毕业的。我没有时间看电视剧，但是前两天看新闻，看到《县委大院》同名小说出版了。以前的时候，人们说到影视，以为是先有小说，后有电视剧；现在的时代和写作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县委大院》是先有电视剧，后有小说，包括前几年大火的《觉醒年代》也是如此。小说出版后，记者对王小枪进行采访，其中有一段内容对我触动挺大的。报道说，为了做好《县委大院》影视剧的创作，王小枪曾经到江西省大余县调研了解生活五个月，参加大小会议数十次，采访市、县、乡、村四级干部近70人，零距离、全方位地体验了基层生活。正是因为“深入生活”，他的创作才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县委大院》的“好看”，正来源于当下中国真实的、正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经验。我看了之后非常感慨。

为什么感慨？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人家不是记者，调研采访五个月，就能写出一部电视剧来，我从200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者，到现在已经在基层待了15年，还有我身边的同行，好多人都是专职干这个新闻采访、扎根基层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写出《县委大院》这样的作品？说深入基层，难道我们不比他更深入吗？我们走的地方不比他少，但是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类似的产品？后来我就想，我们的所谓深入，其实没有人家深入，人家是带着问题认真去走基层、搞调研，挖掘某一个课题，而且做了很多专业的工作，还有平常的其他方面的训练辅助，最后形成这么一部作品。但我们做记者的没有做到。在座的各位也同样没有做到。

说这个，我除了感慨之外，其实也是提醒在座的各位，我们写的时候不要到处撒胡椒面，没有意义。你把你自己熟悉的某一领域写好就行了，而且是围绕一个主题深耕细作。刚才孙克艳老师提到汪曾祺和李娟的写作；陋岩老师也说了，茶米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同样可以进入写作题材。大家把自己熟悉、擅长的某一方面写出来就很好了。记录生活，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现在我们的写作，属于随手写、随手扔的一个时代，有一些东西是失传了，比如说日记和书信。为什么大家看看胡适日记，看吴宓日记，看阎锡山日记，看鲁迅《两地书》，看沈从文书信？多少年之后，这些日记和书信不但有文学价值，而且有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大家写作的时候，不一定要想着一定给谁看，关键是我手写我心，能够表达我自己的内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写一个作品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写出来，就想着要怎么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那叫表演，不叫写作。很造作，会沦为“作男作女”的状态。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在报刊发表，而是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好。好多人写作，实际上是坐不住的，心态都是浮的，静不下来。

这里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现在的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大家可能看过他的一些作品，比如《青衣》《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还有那个写盲人按摩的《推拿》。当然，这些作品在座的可能也没人看过，也不是我这里要说的重点。重点是，毕飞宇曾经说过的这么一段经历，他说在当下信息巨量的时代，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不被打扰，自己尽量减少手机的使用，而且终有一天，要把手机扔掉。当然后来疫情来了，出门动辄就需要扫个二维码啥的，不带手机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他尽量有意识地回避这些所谓“快时代”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人要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集中精力做成点事，是很难的。人的能力的养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屏蔽的能力。如果每天盯着朋友圈，围着手机转，刷那个抖音、快手，手指头忙得停不下来，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导致自己一事无成。至少对于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培养自己的屏蔽能力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毕飞宇，还有一个作家对我触动也很大。他是贾平凹。贾平凹对于在座的人来说，或许有一定的争议。为什么说有争议，是因为他的女儿贾浅浅，大家估计看了很多网上流传的信息，就是说他的女儿贾浅浅写的都是什么屎尿屁，低级庸俗，还当了大学的文学院副院长啥的。其实贾浅浅的诗歌，你看到的只是别人有选择的推介给你的一部分，并非全部。

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说有人画了一幅画，拿到大街上请人指点，让大家把画得不好的地方圈出来，结果画面被颜料涂得满满的。后来，还是原来那幅画，画家建议大家把优点标出来，结果同样涂得满满当当。

在座的各位，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斗士，也有可能是隐藏在键盘上的侠客，正义感满满。我希望大家都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正能量的人，这是好事，必须全力支持。但水至清则无鱼，好的东西往往是泥沙俱下的，你一定要知道，贾平凹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人，一个父亲。他有自己的优点，但也像我们每个生活在俗世上的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缺点，但这并不能就因此否定贾平凹是一个优秀的、才华横溢的推动中国文坛进步的作家。

还有一个常识你要相信，贾浅浅的作品，不全是你所看到的那样，你看到的那些个作品，很多是别人拿着放大镜给你“投喂”过来的。如果你要这样看一个作品的话，我跟你说，你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处于一种义愤或者激动当中，不可能汲取到更加有效的营养，永远长不大。读作家作品，一定要看好的、正面的一些东西，不要老想着如何批判甚至批斗。这就像你吃饭一样，说我不喜欢青菜，不喜欢豆腐，不喜欢这个，也不喜欢那个，那你就饿着，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大家都知道。阅读也是如此，不能因噎废食。看人间任何事，其实也是这样。

贾平凹到现在应该写了有20部长篇小说，相信在座的不少人看过他的作品。即便有人反对，我还要坚持说，我喜欢贾平凹的作品。我说一个作家作品的好坏，一定是自己亲自看过作出评价的，别人说好与坏跟我没关系或者关系不大。好，是因为我自身觉得它好，而不是你觉得好，我就一定要跟在你屁股后面说好，天下没有那个道理。贾平凹有一句话很触动我的，他说，人活在世上干不了多少事情，一定要专心地干一件事情；即便这样，也未必就能干好。正是这样，我就曾经跟一个朋友说过，我说我一辈子也没啥要求，能写上三本书，如果有一本若干年之后能留下来被人记住，就已经不错了。

一辈子好像很长，但是真正到了若干年之后，也就是我再过20年、30年之后，到了今天在座的有些老师们的年纪，你回过来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真正干不了多少事情。明天的自己未必能超过今天的自己，成长成熟成功不是时间的累加，而是集中力量办成一件大事，其他的不足道。我们写作的时候，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思考写作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写作的意义，就是给自己“续命”。比如说孙克艳的散文集《一朵花的宿命》，因为这本书，若干年之后还会被别人记着，别人会说，我的姑姑呀或者说我的姨妈，这一代人就是曾经这样走过来的。通过文字，我们被人记在心里，时不时谈论起来，这就是写作的价值。它延长了你在人世间的存在。

所谓“续命”，不一定都是自己所为，也可能是别人。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个作家叫六神磊磊，以研究传播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作品而闻名。他说，每一部金庸作品被新改编为影视剧，都是给金庸老先生“续命”。当然，他自己所做的工作，也是为金庸先生“续命”。包括这两天播出的电视剧《人生之路》。《人生之路》来源于作家路遥的《人生》。电影《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很火，但是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不知道了。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平凡的世界》多，未必知道路遥还写过一部《人生》。电视剧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其实也是给这部作品续命，让更多读者记住了路遥，记住了他的作品。还有一个续命方式，就是读者和文学评价家，通过他们或大众化、或专业化的点评，让作品超越时间的尘埃，被人记住它的价值，以话题或者其他形式存在。

包括我自己写红二十四军，其实就是给红二十四军的将士们“续命”。红二十四军的将士们，生命如流星，那么短暂，就像席慕蓉说的，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时间飞逝得很快，红二十四军的将士们早已“死于青春”，但是你通过文字把它记载下来。所以1931年发生的事情，90多年过去，人们看《红星照耀北国》的时候，那些将士们曾经的音容笑貌依然栩栩如生。作为写作者，我们文字的价值，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上那些曾经为美好梦想奋斗的人们所“续命”。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就在这里。

（2023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改定于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