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生活在晋西农村，到大学时才开始学说普通话，一张口让人感觉就是个“笑话”，逗得同学们哈哈大笑。面对别人的听不懂和故意作弄，我总是以“普通话就是普通人说的话”自我解嘲。即便现在，我依然说不好普通话。

普通话曾经带给我自卑，也带给我一定程度上的便利。记得有一年在陕北和内蒙古采访，当地的方言与我们老家几乎一致，所以我直接用方言采访，竟然很顺溜地完成了任务。看着几个“外星人”用“外语”在那里叽里咕噜地交谈的场景，一起采访的几位同事一下子回不过神来，目瞪口呆。

当然，会说一口流利的北方方言，还有其他好处，比如看电视剧，什么《平凡的世界》《山海情》，完全没有任何语言障碍；也很适应看外国影视剧，心理上觉得，看“国际友人”字幕中对话，与几位山南海北的中国老乡晒阳婆聊天性质没啥区别。

语言是交流的艺术，或许只有远离家乡的人才能感到“方言是老乡的身份证”的意义。在当下人口流动频繁的“地球村”里，在遥远的他乡，无论在高铁上还是飞机上，听到乡音总是让人会心一笑、倍感亲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诗句中的场景，在现代人看来，会生发出新的意义。比如在日益“空心化”的境遇中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教育熏陶下，现在的“乡土中国”还有“儿童”的存在，甚至还会冒失地问一个陌生人来自何处吗？问出的话，最大的可能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叔叔，您好”，或者“Good morning”也说不定。

在城市生活的我，之所以想到以上这些话题，是因为看到了由吕梁此山藏书楼楼主闫斌编写的《咪姐婆》一书。在习惯用普通话写作、阅读的人们来说，或者长期生活在乡土之上后来又由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远离故土的人来说，这本书真是一本“奇书”。

史志散文风格的混搭组合

“咪姐婆”是晋西（临县）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的外婆”，“姐婆”就是外婆的意思。简而言之，《咪姐婆》是一本记载作者外婆一生的书。

说《咪姐婆》是一本“奇书”，是因为其方言叙事的稀罕难得。在普通话一统天下成为“官话”的大背景下，这本书摒弃成熟的普通话叙事，而采用纯粹的方言写作，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正因为物以稀为贵，在“谁的故乡不沦陷”的当下，闫斌的《咪姐婆》彰显了其独特价值。

闫斌长期从事于民间修史工作，对于史志编纂可谓轻车熟路、驾轻就熟。但在《咪姐婆》这本书中，闫斌走上一条迥异于人甚至迥异于自己之前的道路。

史志谱牒本身属于小众读物，方言叙事更是小众中的小众。但很多所谓的“大众书籍”，在图书市场不景气的今天，其实也没有多少人在阅读。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读者和命运。《咪姐婆》这样的方言地域叙事作品，如果能博得周边热爱乡土文化并能从中读出乐趣的一部分人的称许推崇，或许就达到了它编写出版的意义。

“咪姐婆”本名范香妮，民国十九年（1930年）出生于河北邢台县，十五岁时被人贩子拐卖到“民国临县商贾第一村”邓家塔做媳妇，然后是生儿育女、种地持家，一生遭遇日寇侵袭、土地改革、“大跃进”、改革开放等各种运动和变革。

任时代的大潮惊涛拍岸，溅落在个人身上的浪花毕竟有限。对于庶民百姓来说，衣食住行、养儿育女就是最大的“王道”。“咪姐婆”本是乡村“小人物”，但像天下所有的老百姓一样，家家一本难念的经，户户一台精彩的戏，人人是一本有趣的书。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凡响的闪光点和故事待人发掘讲述。闫斌通过第三人称“还原现场”的方式，穿越回到外婆过去生活的年代，讲述外婆平凡、朴实而又闪光的一生。为时代留影，为小人物立传，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咪姐婆》采用了一些家谱、史志写作的方法，但更大的亮点在于它的散文式叙事特征。在叙述咪姐婆的一生中，闫斌通过“猜猜谜”“亲妗子”“斗权豪”“见小鬼”“拿保人”“接亲家”“遭批斗”“翻嘴舌”“遇熟人”“巧回答”“当娘家”“蜈蚣精”“忆别离”“谈生育”“话生死”等19则小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外婆机灵、正直、乐观、淳朴的一生。

但《咪姐婆》一书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从文中的具体细节和考证来看，又具有明显的史志特征。史志写作毋庸置疑是闫斌写作的强项。难能可贵在于，他能将散文与史志（家谱）两种文体很好地结合起来，化为无形又藕断丝连，游刃有余地展示出来。

破译乡村文化的民间密码

人生活在时代和历史当中，看似不经意间却参与、创造了历史。作为一本“准传记”，《咪姐婆》看似回忆温故作者外婆的一生，实则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晋西乡民的生活样貌，富有浓郁的年代气息，让人瞬间返回到历史场景之中。比如《见小鬼》一文中，让我们回到一百多年前外国宗教在临县的传播和义和团组织在乡村的真实组织开展情况。《点迷津》《讲卫生》讲述了土地改革和“大跃进”时期晋西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遭际。每个人都是无字的历史书，讲述着身边的变迁。

在《咪姐婆》一书中，乡村是个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从《遇熟人》《当娘家》里面艰苦年代的缺吃少穿，到《谈生育》中新事新办、移风易俗的过程，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数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路程和“志在维新”的时代变迁。

这是一本“民间之书”，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甚至有一些“乱力怪神”的东西，比如“神神上了身”的榆老婆的诅咒导致人眼瞎、死亡的奇谈以及外婆“见小鬼”、踩死“蜈蚣精”的故事，都有一定的封建迷信和民间传奇色彩。这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聊斋志异”式的民间信仰，在亘古如斯的土地上存在了亿万斯年，穿越浩瀚的时空如风一样流传，通过一代一代人的记忆和讲述呈现在纸面上，作为一份独特记忆留存在世上。

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文字典籍的留存传播载体，任何作品说白了都是“人的故事”，包罗了人间万象。《咪姐婆》带有典型的民间叙事特征，关注的也多为方言俚语、民俗风情、民间文化、乡土人物。比如《当娘家》《接亲家》等篇什中，就讲述了物质贫乏的年代，亲戚之间为了“吃一顿饭”而产生的纠葛与矛盾。为了在娘家人前面子上好看一点，平日就着面汤煮山药蛋吃的妻子，与丈夫“平起平坐”地也吃了一碗面条，结果却引来丈夫的一顿噘打。这样的年代虽然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一百年来中华儿女追求男女平等的“铁屋中的呐喊”（鲁迅语），似乎一直未曾断绝过。

苏轼在《石钟山记》中考证石钟山“钟声”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乡村文化带有一定的口头文学特征，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和文化的人来整理传承。“渔工水师虽知之而不能言”导致乡土记忆“世所以不传”的困境，在闫斌这样的“民间知识人”手中得以破解。

乡愁以及乡土文化的传承

现在我们常说“乡愁”，其实只有离开故土重新回望，才能感受到乡愁所蕴含的独特滋味。乡愁作为易种情感或者记忆，承载着很多莫可名状的东西。如何将这种无形的记忆转化为有形的财富，需要接受过更多教育的曾经的“乡村人”思量书写。我们每一个拿着笔杆的人或者敲着键盘在网络上走马观潮的人，都有这份沉甸甸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临县是“中国秧歌之乡”，几乎每个人都能懂得秧歌，也会哼哈几句。在《咪姐婆》一书中，每个小故事后面，都附录有当地文化名流郭时键用秧歌对“咪姐婆”故事的点评。天南地北的临县人，如果能看到此书，无疑会勾起对故乡事物的亲切记忆。用临县方言讲临县故事，用“咪姐婆”的故事感染更多客寓天下的临县人，谁人不起故园情呀也么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听得着秧歌”，对于晋西人民来说，乡愁或许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琐碎而微的与自己生活氤氲缠绕在一起的具体事物。

其实从《咪姐婆》一书，还能延伸出很多话题，比如乡村振兴的话题，比如方言保护，民间口头文学、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光大问题。以一朵浪花推动一朵浪花，以一部书激发更多灵感，这是一本“抛砖引玉”的书，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开掘。

最后说一下“方言写作”的话题。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中，韩邦庆的《海上花开》、老舍的《骆驼祥子》以及当代山西临县籍作家马旭的《善居》、京味作家刘一达的《人虫儿》、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都带有鲜明的方言叙事特征。山西是 “山药蛋派”文学的大本营，但从近年的创作来看，却少有水灵灵、泥土味的乡土叙事和富有民间幽默感的作品，更多作家作品汲取、流淌的是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卡夫卡等西方作家作品的基因、血液。

我不太赞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土越洋”的说法，但在文学越来越曲高和寡的今天，热衷从事创作的作家是否可以俯身多看一眼脚下生活的这块土地，借鉴一点乡土方言叙事和“三言二拍”的市井民间文学特征，补充浸润到我们逐渐开放多元的创作探索当中？

2021年2月1日草于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