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日，本地电台邀请我去做节目，举行纪念活动。除我之外，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地书法家协会原主席，一位是音乐家协会原主席，两位老师都是我的前辈。

这期节目，主要针对《讲话》展开，如文艺为工民兵、人民大众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基层等话题。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我想，深入基层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吗？文艺为基层百姓服务没有错，可如何服务、如何表达却是文艺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来源于科幻作家刘慈欣在5月22日我市纪念《讲话》座谈会上的一番讲话。刘慈欣是全国著名的科幻作家界的领军人物，连续8年获得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银河奖，近年因创作《三体》小说而蜚声文坛。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刘慈欣谈到这样的情景。他说，前段时间在伦敦书展上，一些外国记者采访他，表达他们对中国文坛的关注。这些外国读者想通过对当下中国重要作家作品的阅读，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情状和民众的内心世界。

但在刘慈欣看来，外国读者的这一问题，当下中国作家作品并不能有效回答。在刘慈欣看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很少直面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来了解中国当下现实无异于缘木求鱼，得不到应有的参考价值。

刘慈欣的话语，道出了当下中国文坛的部分现实。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宁愿做“缩头乌龟”，苟且求生，而不愿意直面现实，提出直面社会的尖锐问题，代表民众发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很多作家把创作背景放置到遥远的过去，对过去的故事指手画脚，却没有指出当下社会病灶的能力和勇气。由于对当下生活现实的失语，作家的创作吸引不起读者的阅读观赏兴趣，很多创作囿于文艺工作者自说自话的圈子之内，失去了应有的影响社会的辐射能力。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围绕主流话语和主流价值观展开叙事。在当天的节目中，其中一位老师提到浩然的作品，认为《金光大道》《艳阳天》是真正贴近读者和社会的好作品，是作家深入基层的创作典范。但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对历史的理解中，这些作品味同嚼蜡。除了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做简单的政治图解之外，这些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又在哪些地方代表了老百姓的理想信念和内心表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深思的问题。

可就是这样的作品，也有资深的文艺工作者顶礼膜拜，实在让人想不通。一个缺乏独立思考和自我表达的作家，注定不会与读者和老百姓贴得太近，表达的声音和世界也未必是真实的声音和世界。

我们说文艺为大多数读者和公众服务，但是遵循这一内心法则去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的作者能有几人？文艺创作，说到底是一门个人独立掌握、独立创作的活计，需要独特的表达和独立的创作，一切自我阉割和作为政治传声筒的创作，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孟子说：推己及人。如果作家把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表达出来呈现给公众，又如何能引起公众的信服？

近期笔者一直在读山西作家（我更愿意称他为学者）毕星星的散文随笔集《坚锐的往事》，书中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针砭时弊的文字，常常让人在阅读中汗颜，产生历史竟然如此之叹！作者摈弃了对历史固有形态的表达，在习焉不察的往事之中，发现了普通人不愿、不敢表达的真实历史，揭开历史神秘而真实的面纱，让读者在沉重的阅读中凝思默想。

政治评价、城乡矛盾、道德绑架、婚姻自主、历史往事、戏曲存亡，在《坚锐的往事》中纷至沓来，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通过一个农民的“出乡村记”（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历史和现实、乡村和城市、当下与未来的深切思考。毕星星原为《山西文学》副主编，我一直将其当做一名散文家来看待，但在《坚锐的往事》中，我看到了一个作家不落俗套、天马行空的学者情怀。

我一直认为，山西是个出作家、不出学者的地方。在我印象当中，近年从事学术研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山西学者主要包括谢泳、丁东、赵诚、韩石山等不多的几位。毕星星的出现，让我精神一振，山西原来也是藏龙卧虎之地，有如此奇才深藏不露，瘐信文章老更成，令人惊奇。当然，《坚锐的往事》也暴露出作者的短板。毕星星并不擅长于描摹叙事，而更长于议论抒情。好在毕星星在发表于近期《南方都市报》《同舟共进》等报刊的随感文字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杂文随笔）和文章定位，如一匹学界黑马脱颖而出，令人钦佩。

中国当代的很多作家，在所谓主旋律的框架约束下失去了自己的独特声音，阉割自身思想，令人困惑。如果观察当下活跃作家的当下创作，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作家更倾向于对“往事”的表达，而失去了对当下社会的热切关注。举例来说，铁凝的《笨花》、莫言的《生死疲劳》、苏童的《河岸》，没有一部是针对当下生活和社会的现实表达。外国读者如果想从这些中国当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中发现、挖掘、思考中国的梦想与现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莫言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是作家对历史与现实思考的结晶。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莫言重述历史、反思政策的努力，但也看到作家的技术性躲闪，从而减弱了小说应有的冲击力。莫言一贯的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艺术感觉，在这部小说中一扫而空，给读者造成一种紧绷、造作的感觉。

作家阎连科曾经在《一派胡言》（2012年5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当代作家躲避现实、做沙漠鸵鸟的现状，刀笔锋利，一针见血，点中了中国作家难出精品力作、难以走向世界的死穴。

在2011年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中，格非的《春尽江南》引人瞩目，好评如潮。作为中国先锋小说作家群的得力干将，格非在《春尽江南》中表达了自己对当下生活和历史（主要是主人公端午对《新五代史》的阅读和理解）的省思。但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仔细琢磨，《春尽江南》这部小说虽然诗意弥漫，但小说表达的背景和生活陷入一片混茫与空洞之中，读后令人一头雾水。《春到江南》充满躲闪和回避，在闪烁其词的语言碎片中缺少了应有的刺痛和锋利，让我们看到作家拼死挣扎的突破与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在本该突破的关节点上，作者失去了应有的锋芒与洞察，令人遗憾。只能说，这是一本不错的小说，但难称得上是一本伟大的、经典的小说。格非在小说中的观察与思考，严格说来，未必超越一个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洞察能力。

回到《讲话》中来，作家对现实的体悟和表达，深入群众和基层固然重要，但未必就能获得应有的真知灼见。作为高度独立的艺术创作人员，需要在观察事物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真实的内心表达，这样的创作或许离老百姓更近一些，能更多地得到老百姓的尊重与认可。

　　2012年5月28日草于晋东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