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祯田老师是本地有名的高长虹研究专家。去年夏天，他在阅读青年学者赵瑜《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后，写了一篇《让曾经被拼错的历史碎片归位》的文章，批评赵瑜对高长虹的误解。作为“好事之徒”，郭老师的文章发表后，我通过新浪微博与赵瑜联系，把文章传过去。赵瑜看后，回复电子邮件，谈了自己对郭老师文章的理解。信中写道：

郭兄祯田显然对高长虹偏爱得厉害，在上海期间，高长虹为了刊物的发行量，无端地骂鲁迅，而鲁迅当时在厦门，很难看到高的刊物，一开始是没有回应的，高长虹便一而二地写文章辱骂，其原因更是荒诞，他以为鲁迅在幕后指使。其实，他本人就想让鲁迅回应，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发行量。结果自然，他不是鲁迅的对手。但其品质，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糟糕透顶。做人不能为了一些利益而忘恩负义。这是我为什么对此人一直反感。

……

郭兄祯田将高长虹和鲁迅矛盾中，辱骂鲁迅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后又找到1940年的一些回忆完全依赖，这也是大忌。如果高长虹的回忆是可靠的，那《两地书》岂不是更可靠？两个亲密的人的话，本来就没有想过让外人看，怎么可能在信里虚构或说假话呢。所以，我劝郭祯田兄能认真的心平气和地看两遍《两地书》，如果你觉得我仍然有很多问题，我们再商榷。

电子邮件收到后，我把邮件转给郭祯田老师。郭老师是个严谨而认真的人，虽然《两地书》以前看过，还是再次找来进行阅读。郭老师和赵瑜兄的文章，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在此不想多说。今天上午见到正在拍摄纪录片《高长虹》的导演王伟和郭祯田老师，又想起赵瑜兄与郭祯田老师的观点交锋，由此脑中衍生出一个话题，就是当地学者如何对地方文化名人进行研究、表达。

本地人研究本地历史文化名人，总是抱有一定的偏爱心理，所以说话难免带有感情，有失客观公正。这从各地的史志上不难发现。高长虹出生在山西盂县。作为乡党，郭祯田老师研究高长虹及其狂飙社，说不带感情，恐怕没人相信；但像他这样深入、笃实研究高长虹的，在全国应该不是太多。看到赵瑜兄的邮件后，郭老师也曾做过一些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热爱这位本土文化名人，而对高长虹的研究戴上“有色眼镜”？这样的反思，在地域文化研究“一边倒”的情况下，确实难能可贵。

高长虹是本地文化名人，在当地不少人的研究文章中，笔者确实看到诸如赵瑜提到的“偏执”情况。为了提高高长虹的历史文化地位，而故意拔高，不顾其余。除高长虹外，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也是本地的一位文化名人。在关于石评梅的研究论述中，也看到类似情况。因为故意拔高，反而让人不可信。这估计是研究人员当初没有想到的。历史文化研究，首先要“信”，然后才能言及其他。如果做不到起码的真实，动辄“上纲上线”，那么建立在其上的研究就成为空中楼阁。

位于山西盂县的藏山，是赵氏孤儿故事发源地。为了把“忠义藏山”推广出去，当地曾经做了不少努力，聘请著名导演陈凯歌为藏山文化推广大使，并在藏山举行电影《赵氏孤儿》开机启程大典。但电影于2011年出来之后，遭到当地人民一片骂声，认为陈凯歌忽悠了善良、忠义的仇犹子民。因为电影中，赵氏孤儿根本就没有出宫。没有出宫，谈何“藏孤”？电影与藏山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个角度是从当地发展旅游业角度说的。

《赵氏孤儿》电影我看过，拍得内容如何，这里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导演，陈凯歌的选择没有什么过错。一个导演应该有自己的创作思路和美学追求，而不是一味受制于人。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虚构而孤独的艺术。作为《赵氏孤儿》导演，藏山文化推广大使，凭什么要在电影中表现一座本地人认为非要表达不可的深山？

本地民众的期待与陈凯歌《赵氏孤儿》的错位，提醒我们研究历史文化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本地学者只是为了推广本地名人，而不顾及外地读者的感受，那么这样的研究，注定会局限在某个圈子之内，接受的群体只是“小众”，而绝不是“大众”。这就要求本地文士学者适当地换个角度，重新打量本土历史。或许，换种研究思路或者研究视角，就会幽暗花明，呈现另一番境界。

正在拍摄的纪录片《高长虹》剧本我没有看。我希望在剧本中，王伟老师能够客观公正地展示高长虹传奇的一生。不要因为这样那样的考虑，把高长虹塑造成“高大全”的人物，也不要因为一些人曾经是高长虹的对手，就轻视他、淡化他。还原一个真实的人间长虹，这就够了。